OB真人费老的墓安置在吴江市松陵公园的一个小山坡上。墓是一块圆石，石前一本石书，书上不着一字。周围苍松挺立、翠柏掩映。但最近有朋友提到，瞻仰费老墓地时，看见有公园附近居民在费老墓地旁嬉笑着打羽毛球，内心很是不平。
但我想，这份热闹或许正是费老期待的，将自己融入寻常烟火里，看人们幸福地生活，正是他毕生求知的最大驱动力。
说起来，费老也曾像鲁迅先生那样，有过弃医从文的经历。开始想当个好医生，为人们免除身体上的痛苦；后来觉得人的痛苦大都来自社会造成的贫穷，于是改为攻读社会学。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率先提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后又推出“全国一盘棋”的研究理念。可以说，终其一生，他始终实践着志在富民的学术理想。
而他的三段婚恋故事以及他对身后事的安排，则把他从一个被仰望的大师还原为世间温暖的男子。他在他的故事里，清辉奕奕，自有光华。他对她们的温暖，镌刻在读者心中。
1910年，费孝通出生在苏州府吴江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从小瘦弱多病、聪明好学，上中学之际，全家正好迁入苏州。母亲怕他在陌生男校受欺负，就想安排他到当时任苏州振华女中校长的好友王季玉那里求学。好友一口答应，费孝通却不愿意。因为这所学校招的全是女生，就自己一个男生，不被小学同学笑话死？费孝通表示坚决不去，但“反抗无效”，拗不过母亲的费孝通就这样成了女中一员。
恰好和杨绛是同窗。当时的女中，女生都梳着比较保守的辫子，只有杨绛剪着洋气的短发，是个“洋来洋去的洋学生”。
这么洋气的一个小女孩，自然吸引费孝通的目光。但杨绛却对他有“敌意”，因为数学课上四则运算，老师常叫学生到黑板上去演算，而杨绛有时被留在黑板前。老师问谁能解答时，费孝通总洋洋得意地走上来，他以为这是在“帮”她，但谁都知道，这对一个要面子的小女孩该有多窘迫。
杨绛也有“报复”的办法：有一天，杨绛用树枝在地上画了一幅像，胖嘟嘟的脸，嘴巴张着闭不拢，一边笑着问费孝通，这是谁，快说，这是谁？费孝通只是憨笑，不作回答。
年少的时光一晃而过，但缘分却兜兜转转，两人又在东吴大学相遇。此时杨绛已成为众多男生心仪的对象。费孝通不敢向杨绛表白，于是“曲线救国”，他说，“我跟杨季康是老同学了，早就跟她认识，你们追她，得先走我的门路”。
不难看出，他对杨绛有“怯懦”。他的“怯懦”告诉我们：他，真的爱了。面对自己的这份爱，他没来由的心虚，就好像林妹妹进贾府，不敢多走一步路，不敢多说一句话。但严峻事实又告诉他不能坐以待毙，只好转而警戒杨绛的那些追求者，本以为暗示得很明显了，谁知，根本没人买他的账，事实上，他的那些话使杨绛的追求者反而更多了。
后来，费孝通到燕京大学深造，听说杨绛也要来，费孝通走很远的路，到车站接站。前两次扑空了，第三次终于见到了梦中的姑娘，热烈的爱情使他变得慌乱与笨拙——他不敢大大方方迎上去，只敢羞涩地夹在众人中间偷偷瞄几眼。
燕京大学，他故技重演，又在同学中散布，杨绛有男朋友。以至杨绛第二次见钱钟书，就急忙向他解释，我没男朋友。
费孝通听到杨绛和钱钟书恋爱的消息，再也顾不得什么，他从燕京大学飞奔到清华大学，想要剖白心迹。但他的操作方式是，他把好友蒋恩钿、袁震和杨绛拉到古月堂前树丛的一片空地上理论，力证自己才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
这真是与众不同的“求爱”方式，结果可想而知。费老对爱情的感觉真的太“钝”了，爱情岂能在理性的讨论中得到？
据说，就算知道有钱钟书挡住去路，费孝通还是不愿放弃，总暗暗和钱钟书较劲，不过最终等来的却是杨绛订婚消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费孝通因参加学生抗日，不小心受寒感染肺炎住院，错过期末考试，不得不选择留级。
就是这次留级，让他认识了一个叫王同惠的女孩。他们在社会学系某次同学聚会上，因为一个人口问题争得面红耳赤。费孝通为说服她，借着圣诞节互赠礼物的机会送给王同惠一本书，希望王同惠看了这本书后，能够认同他的观点。
你看，咱们费老，在别的女孩面前还是很强硬和富有男生魅力的。他和王同惠就这样一来一往不知不觉间成了好朋友。
不知钱钟书是不是有意调侃他们俩。他在《围城》中说了句，“男女恋爱必然的初步：借书。一借书，问题就大了”。
这句话大约说对一半。费孝通这边，问题不大，借书期间，费孝通对杨绛还心存幻想，和王同惠只是朋友；而王同惠这边，是静静等待的姿势，有一种是我的终究是我的笃定。
以现代的眼光看，或许王同惠更适合费孝通。不仅因为两人专业相同、兴趣相类、能力相当，而且费孝通在王同惠这里，变成一条自由轻盈的鱼，或许再没那么多对起伏不定的暗礁的挑战以及由此带来的激情和欢悦，但胜在拥有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安静水域，可以专心磨炼化为鲲鹏的本领。
杨绛订婚后，费孝通和王同惠的关系迅速升温，很快确定恋爱关系。就在两人享受甜蜜的爱情时，费孝通接到学校一个指派任务——去广西瑶山调查特殊民族生活习俗等问题。这正符合费孝通一贯的学术理念，他不想放弃这个机会。
王同惠很想同去。为什么让王同惠同去？费孝通后来在回忆的文章中解释说，“在文化研究中女子有许多方便的地方，这是人情之常，觉得女子不可畏，而且容易亲近的。文化研究需要亲切观察，女子常能得到男子调查不到的材料”。
这肯定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显而易见，应该还有一个未说出口的原因，那就是两人热恋期间不想分开。为了旅途方便，他们俩决定提前结婚。张爱玲说，最恨有天才的女孩太早结婚。她说的这话大约不太适合王同惠。因为王同惠显然是嫁给了爱情，而不是被家长所胁迫或者急着攀个高枝。
在瑶山期间，两个人吃了很多苦，但精神上一直很愉快。主体工作差不多做完的情况下，为了让费孝通得到更详实的资料，两人决定再次深入大山。但这次OB真人，他们跟丢了向导。
据说，是因为两人太甜蜜，向导不好意思打扰。如果真是这样，也可以理解。他们俩都是都市年轻人，恰值新婚燕尔，在与世隔绝的大山里，生出一种相依为命甘苦与共的甜蜜不足为奇。王同惠说，“我们出去了会追慕现在的生活的”，她一定是品尝了生活最甜美的那一面才会说这句话。
但，两人迷路了，在找路的过程中费孝通不慎掉入当地人为捕虎设下的机关，为尽快让费孝通脱离险境，王同惠决定下山找人帮忙。第二天，费孝通获救。第七天费孝通找到自己的爱妻，却已阴阳两隔。而此时，他们结婚才108天。
为了疗伤，费孝通在导师吴文藻的安排下，前往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求学，师从马林诺夫斯基。1939年，博士毕业的费孝通没有留在国外享受，而是毅然回国任教云南大学。
通过大哥的热心介绍，费孝通认识了从印尼回国的孟吟。孟吟虽然是费孝通在农村认识的，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女孩，她接受过专科教育，在印尼期间是费孝通大哥的同班同学。费孝通和孟吟一见倾心，不久就在昆明结婚了。
费孝通这样描绘孟吟，“我喜欢她是由于她有我身上缺少的东西，她单纯，有乡土气息。她不喜欢看电影，但喜欢在屋里屋外不停劳动。她殷勤好客，这是在农村养成的性格”。
不难看出，孟吟不是个花里胡哨、对生活有很多额外欲求的女子。费孝通经历过“失恋”之苦、丧妻之痛，四年之后再议婚事的他，一定没了当初追求杨绛时的那种痴缠，也少了和王同惠在一起时的那份热烈，他更想找一个能补自己不足、愿倾心顾家的女子，而孟吟恰好就是这样的女子。
你看，婚姻的幸福不一定非得建立在从茫茫人海中寻找到那个心灵伴侣的基础之上，说什么，得之，我幸，不得，我命OB真人，这种认知，多少带点消极色彩。有时候，两个跋涉在尘世泥水中的人，能彼此扶持到老，就已经是最大的圆满。
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出生时，恰逢敌机轰炸。炮火中费孝通半扶半背着即将分娩的妻子，一路艰难走到县城，最后幸运地找到一家私人诊所，他们的女儿才得以顺利地来到人间。
他为女儿取名费宗惠，这显然是为纪念已长眠瑶山的王同惠。孟吟对此表示非常理解，而且很欣赏费孝通的重情重义。
战乱年代，生活艰苦，费孝通除在云大和联大教书，还要做饭、担水、尽一个父亲的职责。薪水微薄，养不起孩子，孩子经常饿得哇哇大哭。费孝通“抑郁”了。这也好理解，一个一直处于象牙塔中的人，即使中间结过婚，可还没来及品尝生活的苦楚就戛然结束了，如何去看清婚姻的残酷？
费孝通说当年在鸡足山游玩时，产生过自杀念头，但是想到妻子整日累得疲惫不堪，但从未抱怨过一句，他这个男子怎么可以撂挑子不干了？想清楚这些，费孝通匆匆下了山。
联大学子在《费孝通先生印象记》中写道：“费孝通先生有一位贤惠的妻子，对费先生异常体贴，膝下儿女成群，都很乖巧，家庭的美满大概也给费先生一个较好的工作心情”。
文革期间，费孝通也未幸免于难，且连累了孟吟。孟吟经常被辱骂，最后被轰回老家苏州，从此，夫妻天各一方。这之后各自又历经很多磨难，三年后，孟吟才返回北京的家。
历史车轮终于驶到了八十年代，费孝通感觉到时间紧迫，他说：“我只有十块钱了（十年的工作时光），哪儿有时间去回味酸苦？怎么能安心在茶馆里吃茶？”他一次次外出考察，提出了多种不同形态的经济模式。这不仅来源于费孝通的家国情怀，也得益于孟吟给他了一个安定的大后方。
“凡是我双脚踏过的地方都盛开了芬芳的玫瑰，我已在任何一个方面都尝到了天堂里的愉快”
当一切尘埃落定、事业也交给后辈努力时，已届高龄的费孝通发现，当年剪着短发的女孩还在，并和自己在同一城市。
这多让人开心！费孝通经常让儿女或身边工作人员去探望那个女孩，送一些盆栽或类似的东西。少小的爱恋升华为友谊，年老时仍能在一起笑谈风云，这难道不是一件浪漫的事？但有人偏拿杨绛在费孝通下楼时说的一句话嚼舌根。
这句话是，“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那些人凭这句话武断地认为杨绛再次拒绝了费孝通的追求。
很让人无语。单纯地理解成，杨绛叮嘱费孝通年纪大了，要爱惜身体，并幽默地运用一个成语，不可以吗？他们以为这样是夸杨绛，恰恰是对杨绛的人品和她忠于的婚姻的诋毁。
费孝通的温暖不仅体现在对在世人的关照上，也体现在他对后事的安排上。对王同惠，他先是把在瑶山考察的资料整理成《花蓝瑶社会组织》以妻子的名义出版了，后在博士毕业论文《江村经济》的卷首上，表达了对亡妻的怀念：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高龄之后，他写下遗愿：死后把自己的部分骨灰送往广西瑶山，以陪伴已长眠七十多年的妻子。
而对孟吟，不仅题下悼亡诗以作怀念，而且也要求子女，把他另一部分骨灰带回苏州吴江，因为他们的母亲等在那里。
对费老的三段情感故事，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杨绛是他的青春初恋，王同惠是他的美好爱侣，孟吟则是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亲密妻子。他给她们的都是一颗赤诚热情的心。
费老在他的《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中写道：“凡是我双脚踏过的地方盛开了芬芳的玫瑰，我已在任何一个方面都尝到了天堂里的愉快。”这任何一个方面应该也包括他的婚恋……
